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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宇本以為自己會逃過一劫。在5月15日、16日的漫長等待中，他並沒有如期接到酷派HR的解約電話，這也意味著他將成為260多名被解約應屆生之外的幸運兒。秦宇不敢懈怠，他連忙踏上了武漢至深圳的火車。但就在去新東家報導的路途中，他突然得知，自己被解約了。

　　僅僅在4年前，酷派還是國內手機市場的主流品牌之一。但手機市場風雲變幻，短短數年間，酷派迅速跌出第一梯隊。力圖東山再起的酷派，急需擴充新鮮血液。對於260多名應屆生而言，酷派較高的待遇和曾經的聲譽，是他們作出選擇的重要因素。但在離開校園前，酷派為這些應屆生上了最後一課。

　　酷派CEO劉江峰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坦言，「（這些應屆生）大部分是解約了，因為這兩年酷派的業務不是很好。」

　　畢業前夕，260多名應屆生突遭解約

　　5月15日上午，成都某高校的本科生沈冰發現，由於被移出群聊，她無法再與「酷派2017屆小夥伴」微信群中的300多名已簽約應屆生取得聯繫。

　　沈冰和已簽約的校友互相詢問，卻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正當他們以為酷派可能要按照每個學生的崗位，重新組建新的部門群時，突然有同學收到了公司的解約電話。接下來，沈冰的校友們陸續收到了被解約的通知。等到下午4時，沈冰接到酷派HR的解約電話時，她已經很平靜了。該HR說因為公司業務調整、結構調整，崗位不再需要人。酷派會給她3000元的違約金，並將幫她聯繫一些有招聘需求的企業。

　　依據酷派和這些應屆生簽訂的三方協議，酷派違約時應賠償本科生3000元、碩士生4000元的違約金。但是，一些學生仍然對酷派的解約行為難以接受。

　　「毀約時間太晚，2017屆校招基本已經結束，而且大家還要寫論文、答辯，（重新找工作）時間上太緊張。過幾個月就要開始2018屆校招，我們就會失去應屆生的身份，這對我們找工作很不利。」成都某高校的碩士生蔣芸說。

　　蔣芸還表示，應屆生對一個公司抱有希望、憧憬和信任，不應該如此被對待。她願意相信解約是迫不得已的，但如果除了法律協議之外，酷派能夠多給同學們哪怕一兩百元的賠償，至少能讓她感到酷派有懺悔和惋惜的心。

　　談及酷派的應對措施，劉江峰稱，「我們現在正在給他們重新安排工作，全部會安排好。我們總共找了2000個崗，他們總共是300人。（這些崗位）不光手機方面，其他行業都有。」「能轉的我們就轉走，實在轉不走的我們再來看。所以我們肯定會有一個比較滿意的方案吧。」劉江峰說。

　　簽約學生仍存僥倖心理

　　不過，在2016年9月開始進行校園宣講的時候，酷派還是同學們眼中的靠譜公司。一些應屆生表示，酷派當時的招聘流程非常正規，先是開宣講會吸引同學們關注，然後發簡訊告訴通過簡歷篩選的人進入面試。通過群面、專業面、HR面三輪面試的同學，才能簽約。

　　在沈冰看來，酷派的面試通過率挺低的，她感覺50個人裏面才有一個會被錄用，並且給的薪水也還不錯。此外，酷派提供的職位在北京，這也是她找工作時的奮鬥目標。2016年11月，之前屢遭外界質疑的樂視再度爆出資金緊張的消息。受第一大股東樂視的拖累，酷派股價遭受重挫，單日跌幅高達17.6%。蔣芸擔心樂視的問題會波及酷派，但是周圍人和酷派HR告訴她，樂視和酷派的業務是分開的，酷派不會受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就算狀況不佳，應該也不會很快就不行吧。而且現在經濟不景氣，很多公司都不咋行的感覺。總之，僥倖心理讓自己沒有再去找工作。」蔣芸說。2017年1月，有媒體報導兩名2016年剛畢業進入酷派的新員工，在轉正前兩天被莫名辭退。該媒體援引酷派內部人士的說法稱，酷派因經營不善，被迫優化裁員。

　　沈冰當時也注意到了相關新聞，但酷派HR告訴應屆生這些消息屬於網路炒作。「當時有過懷疑，但是沒有懷疑到違約的那種（情況）。當時我就是很單純的學生心態，覺得應該相信公司，還是對酷派充滿信心。」

　　然而，在臨近畢業時，已經簽約酷派的260多名應屆生突然收到了解約的消息。有媒體報導稱， 「從2月份開始，（酷派）內部就不想要應屆生，但被高層壓下來了。前幾天說要內部結構調整，可能會給大家電話，希望大家調崗……今天才打電話通知解約，說業績不行，把重心放海外。」

　　對此，第一手機界研究院院長孫燕飈分析道，樂視現在資金缺乏，可以想像酷派也是資金有問題。所以，酷派要從現有的東西維穩，而不是說在創新突破上做文章。維穩需要精兵簡政，把這些應屆生精簡掉，主要是從成本上考慮的。

　　屢失發展良機，酷派由盛轉衰

　　市場研究機構IDC的數據顯示，2013年第四季度，酷派在國內智能機市場所佔份額為11%，緊隨三星、聯想排名第三。在全球市場，酷派也以3720萬台的出貨量位列第七。

　　然而，第一手機世界研究院發佈的《2016年度中國暢銷手機市場分析報告》稱，2016年酷派在國內市場的排名已經下滑到第9位。酷派CEO劉江峰曾表示，2016年酷派出貨量約為1500萬台。在近年來智能機市場大發展的形勢下，酷派反而由盛轉衰。

　　在孫燕飈看來，酷派的轉折源於運營商市場的政策變化。2013年3G手機市場增速迅猛，這讓一些手機廠商對2014年的市場前景非常樂觀。據他估計，這些廠商在2013年年底，從供應商處採購了相當於往年3倍的3G手機元器件訂單。

　　但是，在2014年6月，國務院國資委通知三大運營商在3年內連續削減20%的營銷費用。據媒體報導，消減費用的具體方向包括減少合約機補貼等措施。根據測算，三大運營商3年總計需要減少營銷費用約400億元。

　　《國際電子商情》首席分析師孫昌旭表示，酷派過多地依賴運營商的市場，線上渠道和公開渠道並不佔優勢。之前一直面向運營商的酷派，在運營商渠道出現縮水時，沒有快速轉向面向消費者的思維，這導致它的國內市場佔有率開始下滑。

　　孫燕飈認為，更為致命的是，三大運營商隨後馬上將業務重心轉向4G市場的手機銷售，這使得當時國內手機市場出現了2億台左右的庫存，其中酷派和聯想的庫存量比較大。這些手機被迫運到東南亞和南亞的市場降價銷售，而庫存導致的巨額虧損，使酷派的資金問題一直延續到現在。

　　面對不利局面，酷派也曾在2014年進行多元化布局，一方面創立互聯網手機品牌酷派大神，一方面推出面向社會公開渠道的ivvi手機。然而，由於360與樂視在酷派的股權鬥爭，讓酷派元氣大傷。大神品牌隨著奇酷公司被劃歸360名下，ivvi也從酷派體系剝離出去，並吸引了多位原酷派高管加盟。

　　儘管樂視隨後邀請前華為榮耀總裁劉江峰出任酷派CEO， 酷派也在2016年至今推出了主打拍照、音樂、遊戲的多款手機，試圖向年輕人靠攏，但市場始終未見起色。酷派4月21日發佈的公告稱，截至2017年3月，酷派經營虧損約為港幣4.6億元，預計2017年上半年的經營虧損會擴大到6億~8億港元。

　　上述業內人士稱，目前酷派面臨的是渠道和供應商雙重壓力。一方面，由於此前大量庫存的歷史問題，連鎖賣場、運營商賣場等社會公開渠道對酷派的新產品有抵觸心理。另一方面，手機市場要有4個月的備貨期，要有大量的現金流來做緩衝。再加上最近很多手機元器件供應緊張，需要提前更多時間給供應商定金。對於酷派來說，這顯然不是一個好消息。

　　學生受到的損失很難量化

　　面對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酷派「把重心放海外」的表態，似乎也不是一個單純搪塞應屆生的說辭。

　　孫昌旭認為，通過這幾年線上線下的兩撥換機，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已經飽和，進入存量博弈的階段了。如果沒有很強勢的差異化產品，沒有很強的資本，是很難在中國市場立足的。但是東南亞和南亞的換機剛進入高潮，大概相當於中國2012年、2013年的市場行情。在同樣的資金條件下，酷派在海外市場有更好的投入產出比。

　　孫昌旭建議，酷派現在需要在國內壓縮開支，同時將自己的國內品牌形象轉變得更加年輕。在海外重新集聚力量后，等到國內市場出現一波新的換機高潮時，再殺回來。

　　但不論如何，這260多名應屆生已經成為了酷派應對危機的犧牲品。秦宇表示，直到現在，酷派對於解約的事情都沒有官方說明和道歉。他和同學們在回復解約郵件時保留了相關權利，等工作找好了再做集體維權的打算。

　　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梁楓認為，三方協議是學校就業部門和學生以及就業的第三方簽訂的預先約定，在法律上是一種民事意義上的約定，目的是將來簽訂正式的就業合同。根據我國合同法第42條的規定，合同當事人為了預期合同的目的進行了某種約定，如果一方撕毀這種預先約定，在法律上可以認定為締約過失責任。

　　「締約過失責任賠償的原則是賠償無過錯一方為簽訂合同所付出的努力及造成的損失。但就三方協議而言，在實踐中很難量化和計算學生為這個事情所受到的損失，這實際上是一種就業機會的喪失。如果合同中有明確約定賠償金額就要按合同履行，但沒有約定金額，公司拿出一部分錢也是可以理解的。」梁楓說。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胡彩霄表示，除了約定的違約金外，酷派的違約行為給學生帶來了損失，學生可以根據損失的大小要求賠償。「賠償金包括來回的交通費，在網上製作簡歷的費用，甚至有人還提出過購置服裝、找房子的費用，但公司可能只給你（賠償）直接損失。」

　　除了失去一份工作，解約事件還使這些應屆生的生活發生了連鎖變化。一心想去深圳的蔣芸，為了找工作不得不把論文備份在同學那裡，以便在她面試時能夠有同學幫忙處理送審的事情。已經來到深圳的秦宇發現，他之前在南山區租房、順便學習數據分析的想法也泡湯了。

　　滿心以為畢業后就能和男友團聚的沈冰，在被酷派解約后，一度懷疑自己能否再找到北京的工作。好在現在她又拿到了一個北京的offer，雖然待遇不是特別好。「我真是特別幸運的」，她說。

　　實習編輯：王瑞欣 責任編輯：張夢媛